堂吉诃德(新版)

译者前言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于一六一五年在《匪夷所思的拉曼查绅士堂吉诃德》(简称《堂吉诃德》)第二部的《致莱莫斯伯爵》中写道：“大约一个月前，他派专使给我送来了一份中文御札，请我——确切地说是求我——将之派去，因为他想筹建一所卡斯蒂利亚语学校并以《堂吉诃德传》为读本。”塞翁的一时戏说竟成了预言：堂吉词德带着他那憨厚的侍从桑丘·潘萨经过三百多年的跋涉，经林琴南和陈家麟的引荐，绕道英伦，终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魔侠”的身份登上了中国大陆；又过了三十年，中国果然有了第一所教授卡斯蒂利亚语的学府，《堂吉诃传》也真的成了“读本”。然而，尽管堂吉诃德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物形象的象征早已融入了中国的语言文化，人们对这部蜚声世界文坛的不朽巨著的全面了解却还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因为它的第一个全译本——傅东华从英文转译的译本——直到一九五九年才得以出版，继后，—九七八年又有了杨绛的译本。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出现了一个《堂吉诃德》的翻译热，相继出版了四五个新的译本。当然，同已知的这部作品的六十多种语言的一千多个版本的总数相比，这个数字仍是微不足道的。
《堂吉诃德》一经面世就引起了轰动。第一部于一六○五年一月成书，到同年八月马德里就出了两版、里斯本出了两版、巴伦西亚出了—版，紧接着，又有了—六○七年布鲁塞尔版、—六一○年的米兰版、一六一二年的第一个英文译本；第二部问世于一六一五年末，很快就在布鲁塞尔和巴伦西亚再版，一六一七年又在里斯本再版，—六一八年和—六二○年就分别出了法文和英文译本。嗣后的几百年向，世界各国出版的有关塞万提斯及其著作的专著和文章足以装备一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诚如《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在现代小说史上，《堂吉诃德》的作用被认为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样的证据可以在笛福、菲尔丁、斯摩莱特、斯特恩身上见到。十九世纪许多伟大古典小说家的主要作品，也可以发现与它的联系，包括司各特、狄更斯、福楼拜、佩雷斯·加尔多斯、梅尔维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从不同方面，二十世纪的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家，从乔伊斯到博尔赫斯，也是同样情况。”德国诗人梅涅说过：“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克思认为“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高于其他一切小说家”。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则说：“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使严肃与滑稽、悲剧性与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从十七世纪以来，根据《堂吉诃德》改编的舞台剧、芭蕾剧、歌剧、乐曲大量涌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更是多次以不同的形式被搬上银幕和荧屏。这种现象充分地表明了这部杰作的强大生命力。然而，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以及身份、地位、立场、观点的不同，在对之诠释、解读的时候，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十七、十八世纪时，人们—般将之看作是一部诙谐、幽默的佳作；即便是后来，人们尽管逐渐把它看作是一部既郑重又严肃的讽刺史诗，但是也难免常常会忘记塞万提斯在第一部的《序言》中所作的“这个儿子(指《堂吉诃德》)倒是很符合其赖以孕育的监狱环境，那里包藏着—切哀怨、汇集着—切悲声”的明确宣示，因为惑于堂吉诃德的疯傻与荒诞言行而忽略这个人物形象的最为悲壮的悲剧内涵。实际上，《堂吉诃德》远远超出了塞万提斯本人在写作过程中为自己确立的“消除骑士小说在世上和人们中间的影响及流弊”的主旨，因为它真实而全面地表现了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现实、广泛地触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民风民俗的各个层面而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与此同时，从创作手法上来讲，尽管存在庋构松散、某些细节前后矛盾等缺欠与不足，但是，在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在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塑造方面，《堂吉诃德》超过了欧洲此前的所有小说作品，成了欧洲长篇小说的创作跨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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