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思想。《孟子》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
|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公孙丑》上 《公孙丑》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离娄》上 《离娄》下 《万章》上 《万章》下 《告子》上 《告子》下 《尽心》上 《尽心》下 后记 附：孟子生卒游历时间简表 |
| 孟子的作品 《孟子》七篇是一部儒家经典，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 依据赵岐所注的版本，《孟子》七篇，每篇又分上下，共14篇，计261章，34685字(清代焦循则统计为35226字)。 《孟子》一书不是孟子自己写的，而是孟子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事迹不失传，在与万章、公孙丑等讲学过程中，口授自己的经历和观点，让弟子记录下来。然后自己加以整理删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是孟子自己写的，还有一部分是汇集其他弟子平日所记的内容。 西汉时期，司马迁说《孟子》为七篇，但到东汉时期，却有人说《孟子》为十一篇，其中四篇曲《外书》。赵岐说在为《孟子》作注的时候，还看到过《外书》，但他认为“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所以没有为这一部分作注，从此《外书》就慢慢失传了。 赵岐的《孟子注》以训诂著称，朱熹的《孟子集注》以义理著称，焦循的《孟子正义》以全面著称，这三部著作代表了三个时代，都是研究孟学必读的书籍。 从现存史料看，最早为《孟子》作注的是汉代的程曾。程曾学识渊博，著作颇丰，曾作《孟子章句》。“章句”是当时经学家和训诂家用的字眼，主要是分析古书章节句读(读dou)的意思。但这部书没有传下来，隋朝的时候，已经成为佚书了。 赵岐注《孟子》也是比较早的。赵岐注《孟子》颇费周折。当时有个有名的宦官叫唐衡，他的哥哥唐玹因此沾光，在京兆地区当官，深为人们不齿，赵岐对他也常加批评。可唐弦后来却升了官，公报私仇，把赵岐的家属及宗亲陷入重法，尽处死刑。赵岐只得亡命逃难，远避他乡，自匿姓名，卖饼为生。有个叫孙嵩的，见赵岐非寻常之辈，将其藏于家中夹皮墙(复壁)中数年，赵岐就在这里完成了《孟子注》的写作。 这部《孟子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是汉代的作品，汉学重训诂的特点比较明显，在古事、人名、地望等方面下力比较多，但在阐释《孟子》微言大义方面也有一定贡献。从汉代到唐代为《孟子》作注共十家，其他九家都没有传下来，只有赵岐的注本存世，这更显出赵岐《孟子注》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赵岐之后，为《孟子》作注的人不断，其中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影响最大。 朱熹不满意赵岐的《孟子注》，批评说“赵岐《孟子》，拙而不明”，认为这个注本过于偏重训诂，对义理的阐发有所不足，决心自己为《孟子》作一部新的注释。 当时《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合称“五经”，是儒学的基本经典。“五经”虽然是儒士必读的书目，非常重要，但数量太多，相当难懂，而且很难找到一个思想核心把它们贯穿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希望以此提供一个比较简洁的途径，使读书人能够直达儒家思想的精华。 朱熹为《大学》、《中庸》作了“章句”，为《论语》、《孟子》作了“集注”，合为一书，称为“四书”，后人又称《四书章句集注》，或简称《四书集注》。朱熹之后，“四书”的地位果然渐渐超过了“五经”，人们也主要通过“四书”来掌握儒学义理。 朱熹《孟子集注》的最大特点，是重视义理的阐释。朱熹是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的，一条线索贯穿其间，这就是心性问题。宋代儒学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战，义理之学、心性之学有了很大发展。朱熹希望通过“四书”建立一个由孔子经曾子、子思，再到孟子的道统顺序，具体阐释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精华。 因此，朱熹作《孟子集注》的时候，对孟子性善思想极为关注，在心性等概念的注释上下了很大功夫，这和赵岐的《孟子注》是不同的，对于后人理解孟子心性思想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朱熹在作义理阐释的时候，受先人之见的影响，偏重于《大学》，往往用《大学》格物致知的思想解说《孟子》，这又成为《孟子集注》最大的问题。 清代以焦循的《孟子正义》最为著名。 为注作注，叫做疏。焦循是清初朴学大师，博览群书，自幼喜好《孟子》，不满意孙爽疏所注，早就有心重新撰写，终于在晚年历时三年有余，完成了这部著作，了却了这桩心愿。该书名为《孟子正义》，实际上是为赵岐《孟子注》作的疏，全书三十卷，七十余万言，历时仅仅三年多一点，可见用力之勤，成就之大。 《孟子正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全面。古代治学方法有汉学和宋学的区别，汉学重视训诂，宋学注重义理，清代朴学大盛，实际是重新向汉学复归。焦循是朴学大师，《孟子正义》自然带有明显的汉学特点，每释一义，往往要征引两三家之说，反复比较利弊得失，正误深浅，然后再参以己意，损益其间，以得出完善的结论，使得全书根基扎实，疏解明晰，有相当的可信性。另一方面，清代朴学毕竟经历过宋学的洗礼，焦循的《孟子正义》也比较重视义理方面的阐释，其中尤以《周易》、《论语》、《中庸》融会畅发为特点。由于综合了汉学和宋学的特点，既重考据，又重义理，保存整理了大量先前的资料，使得《孟子正义》成为最全面的注释《孟子》的书籍。 孟子的地位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还很热爱教育工作，他说过，天下有三大乐事，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注意因材施教。他把收徒讲学、传授知识，看成人生的乐趣之一，他的名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就是这个意思。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用启发式教学，用自己读《尚书》的经验，告诫别人说：“尽信《书》，不如没有《书》”。叫人们不要迷信书本，要活学，要取其可用的部分。他说的“心之官则思”就是教育学生要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强调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并以智慧案例形象做比：两个人同时下棋，一个人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另一个人却心有所思，左顾右盼。两个人虽然基础相同，可是收效却相差很多。 孟子不仅热爱教育，也很会教育，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总结出了很多有益的教育方法，比如正己正人，坚持标准，因材施教，博学反约，自求自得，注重环境等等，这些方法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孟子一生包括出仕之前以及晚年返回老家后，弟子很多，甚至一度出现“从者数百人”。据可查的，就有13人，他们是：乐正子、公孙丑、万章、公都子、陈臻、充虞、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徐辟、孟仲子。这13人当中，乐正子的地位最高，因为孟子曾夸奖过他是“善人”和“信人”。公孙丑和万章也很重要，在《孟子》中他俩的问话最多，《孟子》最后成书也离不开他们的努力。 孟子逝世后，其地位有所下降。 孟子活着的时候，他的思想主张就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已经不容于世，到这个时候再想推广，当然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不可能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有了焚书坑儒。虽然据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因列人子书，幸免于秦火，但坑戮儒生也使孟子徒党大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的地位逐渐走向下坡路。 赵岐《孟子题辞》说，汉代初兴，孝文皇帝为了拓广游学之路，曾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不久又免去了。 博士是我国古代学官名，源于战国，具体工作内容也不完全一样，秦代及汉初，专管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汉武帝时，专管经学传授。设置《孟子》博士，就是专管《孟子》这部书的学习和传授。尽管设《孟子》博士不长，最多只有40年左右的时间，但毕竟已经立于学官，为官方认可了。这是孟子在汉代享受到的最高待遇。 晋代有人推崇孟子。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有两个人，一个叫袁瑰。一个叫冯怀，给晋成帝司马衍写了一个报告，叫《请兴国学疏》，把孔子和孟子推崇一番，建议大兴国学，对儒学“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这个报告得到了晋成帝的认可，但没有具体实行。 虽然汉初《孟子》曾立博士，但这个时期孟子地位并不很高。当时人们一般还是把周公和孔子连在一起，合称周孔，或把孔子和颜渊连在一起，尊孔子为“至圣”，颜渊为“亚圣”，合称孔颜，极少有孔孟并称的情况。 经过两宋的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其人成为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学者，《孟子》其书也开始升人“经部”，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到了宋代，孟子地位开始上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孟子升格运动，这个运动的重要标志，就是《孟子》由子上升为经。 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部包括儒家的经典，也包括研究文字、训诂、音韵学问的书(这些又称为小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书，也包括地理书；子部包括诸子百家的著作；集部包括诗、文、词、赋等。一部书列入哪一类，有严格的规矩，不能乱来。 经的范围历史上有一个变化过程。汉代把《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诗》、《书》、《易》、《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毂梁传》、《左传》称为“九经”。唐文宗的时候，又在此基础上加入《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这里面还没有《孟子》。 这种情况说明，孟子在唐宋以前的地位一直不高，只被看作一般的儒家学者，儒家最重要的学者，《孟子》其书也才开始升人“经部”，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孟子升格运动从8世纪开始，到13世纪结束，前后经历了差不多四五百年的时间。 孟子升格运动的倡导者是唐代末年的韩愈，是他首先有意识地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后面，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揭开了孟子升格运动的序幕。韩愈说。儒家也有自己的道，这个道由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又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再没有传下来了，，在这个排列中，韩愈明显把孟子视为孔子的真传，得出了“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的结论。 到了北宋，重视孟子的人越来越多了，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的范仲淹。推崇“孔子之后，唯有孟子。”欧阳修也是重要的代表，但其中出力最甚的，可能还要算孙复和石介。孙复和石介是师徒，是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孙复和石介认为，孔子之后，孟子的功劳是很大的，可以和当年大禹治水相比：没有大禹，洪水横流，天下之民尽为鱼鳖所食；孟子不作，杨墨暴行。天下之民尽为禽兽而已。他们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 再往后，为孟子升格运动作出大贡献的，当属程颢、程颐兄弟。 二程认为，孔子死后，传孔子之道的，只有曾子，曾子传绐子思，子思再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不得其传了。孟子有功于圣人之学的地方多得没有办法讲，如果没有孟子，圣人之学，早就衰亡了。他们十分重视《孟子》这本书，常常把《论语》和《孟子》并提。当时《孟子》还没有入经，二程却说，《论语》、《孟子》学好了，其他六经就用不着学了，可见他们心目中《孟子》的地位有多高了。 前面讲的这些人，对孟子升格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因为他们都是学人，没有实际权力，他们的努力只限于学理和舆论方面，而把孟子升格运动推向实际，产生实际效果的，是王安石。 王安石一生佩服孟子，把孟子引为千古知己，写了很多诗赞扬孟子，其中有这样几句：“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大致意思是，别人都说孟子迂阔，我不这样看，如果真能与孟子为伍，便是最大的安慰了：如果真能见到孟子，真是极大的荣光，相比而言，韩愈就算不上什么了。 王安石是变法的领袖人物，他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使孟子升格运动得到朝廷的支持，孟子升格运动在付诸实行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就的进展，其中包括：《孟子》首次列入科举；立孟轲像于朝廷；封孟子为邹国公(这是孟子首次被皇帝赐以“公”的爵位)；首次允许孟子配享孔庙；朝廷承认兖州邹县孟庙，并命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孟子》首次刻成石经，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 以上这些成就，有的发生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有的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以后，但与王安石都有密切关系。 南宋时期，孟子升格运动已进入尾声，尊孟成了流行的学术倾向。朱熹穷一生精力注成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不仅成为后世学人必读书目，也列入科举考试重要内容，《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地位已经超过了“五经”。 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正式从目录学上把《孟子》由“子部”升入“经部”。他是这样说明的：自从韩愈提出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以来，天下学者都以孔孟相称。《孟子》一书确实也与荀子等书不在一个等级。现在国家设立科举，已将《论语》《孟子》并列为经，根据这种情况，特将二书合为一类，并列为经。 至此，《孟子》上升为经，孟子升格运动基本完成。 在这之后，元代对孟子的封赐达到了顶点。公元1330年，元文宗发旨，盛赞孟子，并“加封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首次被朝廷封为“亚圣”。从此，颜回改称“复圣”，“亚圣”的桂冠正式戴在孟子头上，成了孟子的专用代名词。 在历史上，也有不主张孟子学说的，他们有的在学理上反驳。有的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第一个在学理上系统批评孟子的是荀子。荀子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非十二子》，对先秦一些重要学派进行了严厉批评，其中也包括孟子。荀子主张性恶论，不赞成性善论。尽管性恶论不能驳倒性善论，但荀子在阐述性恶论的过程中，发展了孔子礼的思想，对于建全政治制度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汉代王充批评孟子最为有名。王充作《刺孟》，从八个方面批评孟子。比如，利分“货财之利”与“安吉之利”，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日利，未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利，造成了混淆。与荀子从理论上驳难孟子相比，王充批评孟子多从一些小节人手，理论色彩不浓。 到了宋代，批评孟子的人就比较多了，有个人叫晁说之，批评孟子的态度很是激烈。他著有《儒言》，其中专门设有非孟的内容。更为有趣的是，他还上疏，反对当时立《孟子》于学科，反对皇太子诵读《孟子》。由于他的态度过激，引起尊孟的宋高宗不满，官也做不成了。 在批评孟子的人中，也有“骂大街”的，郑厚就是其中之一。郑厚主要是对孟子进行人身攻击。比如他说，孟轲是以口舌求合，自谋利禄，今日说梁惠，明日说齐宣，只是为了讨口饭吃，“此轲之贼心也”。在郑厚笔下，孟子是一个“诵仁义，卖仁义”，挟持仲尼，以欺天下的小人。 相比之下，叶适批评孟子比较严肃。叶适是南宋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对当时的尊孟风气，明确表示反对。他否定自韩愈以来流行的孔子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说法，并批评孟子有“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等四大问题。从这些批评看，叶适对孟子的误解较深。尽管他的出发点是认真的。 上述情况说明，不管是孟子升格运动之前，还是孟子升格运动之中，都存在一种学理上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在理论上有些意义，但在当时尊孟的背景下，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公元1530年，明世宗嘉靖九年。对孔子“头衔”作了一次改革，去掉无关紧要的王号以及大成、文宣之称，只称“至圣先师孔子”。这样，孟子也跟着去掉了封爵，不再称“邹国亚圣公”，直称“亚圣”，并与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共同配享孔庙。 进入清代，统治者虽然为外族，但尊孟方面仍沿袭明制。 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同年派大学士范文程祭祀孔子，仍以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享。公元1645年，清兵人关的第二年，朝廷祭孔子，孔子正中南向，四配仍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这两个举动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清代统治者在文化上仍然与明代保持着连续性，孟子亚圣地位不变。 公元1686年，康熙立巨碑于孟庙，盛赞孟子。公元1689年，康熙又在孔庙立石，御制《孟子赞》，赞扬孟子功劳很大，可与大禹相比。 公元1725年，雍正继位第三年，亲笔为孟庙题匾“守先待后”，这块匾至今仍悬挂在亚圣殿内神龛正上方。 乾隆对孟子特别尊崇。公元1748年，御制《亚圣赞》，在孟庙立碑建亭，赞许孟子功在天地。他曾先后五次巡视孔子故里，与此同时，派大臣分祭孟庙。公元1757年和1762年还两次亲自南巡邹城，到孟庙拈香，行一跪三叩之礼。 一直到清代灭亡，孟子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总的说来，明清两代，孟子已经牢牢坐稳了亚圣的交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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