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

编后记
周作人在日军占领北平后投敌事伪，战后接受审判，是他一生的转捩点。与日本侵略军合作，背叛民族，他越过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在此之前，无论积极也好，消极也好，叛徒也好，隐士也好，与长兄鲁迅闹翻也好，都是所谓“内部矛盾”，可以在一起商量的。
周作人为背叛民族的罪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不但当时不服判决，后来从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如果他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忏悔自己的罪行，再讲出自己当初委曲求全的初衷，拿出其间与敌人争论，帮助抗日志士的行为作为证据，以求将功折罪，大家也许还可以理解。但他咬紧牙关不承认通谋敌国，只讲上述有功行为，只讲自己当时境况窘迫，生命受到威胁，总之，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为之胜于不为。我们看到他解放后给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信，多讲自己对共产党的赞成，对新政府的好感，表达拥护之意，希望得到平反。例如有一封信中说：“我的意思是不愿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说是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人。以前在国民党时代，是非颠倒全是一塌糊涂，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现今相信政府最讲情理，自己的事可被了解……”
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还专门写了“不辩解”一节，以“一说便俗”显示他雅人深致，思想行动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翻阅那时的材料，还很少见到给他的行动以理解的言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的学生废名。虽然废名本人并没有像他老师那样留在北平，而是躲进了故乡的深山，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抗战胜利后，他在《莫须有先生坐了飞机以后》中评论老师的行为道：“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着我们一齐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人他的理智的深山……”这同周作人自己的思想是一致的，周作人自认为他走与日本人合作的道路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是勉为其难，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
他的不忏悔、“不辩解”，并且为自己辩护的种种行为，被人斥责为厚颜无耻，堕落到不可救药。
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场有关周作人投敌原因的争论。其起因是有人想找出证据来为周作人翻案。那证据是，他接受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指派才参加北平日伪政府的。这就比原来周作人为自己辩护时说的系受北京大学负责人指派留守更进了一步，更能博得今人的谅解甚至尊敬。但接下来的辩论证明这乃是虚妄、缺乏证据的，当初据称发表过此种言论的人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曾说过那样的话。为这场争论，还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周作人不是被指派与敌人合作的，而是出于自愿，至少是在困难的处境中无奈做了自主的选择。
当然，人们对周作人不是没有同情的，从这场争论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倾向的存在。为什么他能得到如此的声援?
周作人为自己辩护时发过这样的牢骚：一流二流的人都走了，留下像他这样三流四流的人勉为其难。其实，普通老百姓有理由对政府提出抱怨，但在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好像是天经地义，从来没有要求过追究政府和军队失职责任的权力。
说他是汉奸非常简单，但他的投敌在中国现代史上却不是小事，而且有着很深的文化史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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